科学与人文的分野虽早已出现，但“科学文化”作为一个特定概念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却是比较晚的事，具体可推至1959年英国物理学家、小说家C. P. 斯诺在剑桥大学的那场著名演讲。自此，学界常常从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关系角度去讨论科学文化的问题。

　　我国学界对科学文化的关注，也多在讨论两种文化的分裂与融合问题上。其观点基本都倾向于要坚持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融合，有趣的是对于“什么是科学文化”或者“科学文化的起源”问题，却呈现出了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认为科学文化伴随着近代西方科学革命而来，是一种具有某种普遍性的、独特的文化体系；一种则认为科学文化古已有之，不同社会孕育出了不同的科学文化。

　　在这两种不同的态度背后，实际上隐含着对科学的不同理解。因为从文化研究领域来看，大约不会有学者反对文化多元性这样的基本观念。其中，人类学中文化相对主义主张的核心观点就是尊重差异，强调在不同文化之间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不只是学术界，国际组织亦明确将保护和促进文化多样性纳入公约之中。其中，在2005年第3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上通过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强调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尊重文化多样性既是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世界文化繁荣的必然要求。文化多样性的基本观念要求既保持各民族文化差异和平等竞争的权利，又维护文化互动交流、自由创造的权利。从这个角度看，文化的多样性或多元性应该是得到普遍认可的观点了。

　　那么，科学文化之所以被认为是一种具有某种普遍性的独特文化体系，一个原因在于科学的客观性和普遍性观念。20世纪70年代之前，实证主义科学观一直占据西方学界的主流。在实证主义哲学视野中，科学是脱离社会情境的、纯粹的、抽象的、价值中立的智力活动，科学知识是系统的、实证的、普适的知识。在这一科学观下，科学文化的多元性也很容易被遮蔽或被排斥。既然科学是一种可以脱离于社会和文化语境的知识体系，科学文化也因此被认为是具备了某种不受具体社会文化语境影响的、带有某种普遍性的特殊文化。然而，科学显然不只是体现为静态的、系统化的知识，它还是科学共同体所从事的、实际的职业活动。既然是由人所从事的社会活动，那么它必然无法脱离于人所处的具体的社会与境。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既无法完全摆脱所处社会文化传统的影响，不同社会的科学家也不可能在科研活动中形成毫无差异的、具有某种本质主义的科学文化。

　　一些人认为科学就是以数学和实验为方法论基础的，观念上起源于古希腊，并经由西方近代科学革命而蓬勃发展起来。这样一种对科学的界定，其逻辑推演下来必然是坚持“中国古代无科学”的主张了。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不仅包括人文学者，在科学家中也较为常见，其中一些人坚持认为“中国古代有技术无科学”。按此逻辑做自然延伸，那就是中国古代只有技术文化而无科学文化。在这一科学观下，中国古代科学史研究的合法性就受到了挑战。正所谓 “无科学，何来的科学史？”相应的，中国古代的科学文化史自然也是无根之木。

　　然而，有意思的是，在坚持“中国古代有科学”的学者里，恰恰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按照上述科学的定义来关照中国古代科学史的，李约瑟就用现代科学的分类框架去分析和评价中国古代的知识体系，这种编史方法被批评为带有明显的“辉格史”倾向。相应地，以根源于西方的现代科学文化的定义和标准，去寻找中国古代的科学文化内容进而认可它们的意义，同样也是“辉格式”的。这种脱离具体的文化传统和社会与境的“文化史”，违背了“文化史”研究的基本理论假定。

　　为此，如果要构建并梳理中国古代的科学文化体系及其演变，应尝试在实证主义科学观和西方数理实验科学框架之外构建新的对中国古代知识及其活动的理解。科学实践哲学曾对去情境化、去地方性的科学普遍性观念提出了严肃批判，取而代之的是对知识的地方性本性的强调。从这一哲学立场出发，科学不仅具有历时性，同时也具有情境性，科学在本质上属于地方性知识。不同时代的不同文化孕育出不同的科学类型，不同的科学在与其所处社会文化交互之中产生了不同的科学文化体系，它们在交流互动中相互借鉴和相互影响。

　　我们不能以西方近代以来的数理实验科学为标准去梳理和评价中国古代科学及其价值，同样也不能以一种科学文化的标准去梳理和衡量另一种科学文化的价值。中国古代科学及科学文化，应该被放置在其长期的实践传统中去认识和评价。坚持科学文化多元性的意义，就在于通过质疑现存的唯一标准，肯定和强调那些原来被忽视、被贬低的知识及其文化价值。

　　在此，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仅需要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立场，同时也要警惕任何一种文化沙文主义的立场。从科学文化多元性的基本理念出发，用平等的眼光追溯过去，梳理并客观承认不同民族和文化对科学作出的贡献；用交流交融的眼光面向未来，强调不同民族和文化在科学发展上的交流与合作。

　　（作者系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