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忠（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成员，符号学专业博士）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无疑为当下和未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描绘了蓝图。这一重要论述是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开展研究的根本遵循，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并非“空中楼阁”般的口号，应是每一学科在这一要求指引下的具体实践。只有主体性、原创性、本土性的中国自主理论被具体学科所实践、所提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才能真正可能得以构建。因此，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立足各自学科实际，以体系化和学理化的方式探索和构建本学科的中国自主理论体系。

　　符号学曾被学者认为是“文科的数学”，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总方法论”,其理论 “操作范围”，几乎可以涵盖哲学社会科学全域。同时，21世纪被称为是符号的时代，符号不仅深入我们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活的方方面面，“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也离不开中国自主符号学理论的支撑。因此，构建中国自主符号学理论体系，既是为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提供一套中国自主的符号学分析工具，更是以“中国之理”参与到“世界知识图景”构建的具体实践。

　　构建中国自主符号学理论的可行性

　　理论可行性是对某一研究的必要性、科学性和合理性的论证。中国自主符号学理论的构建可行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中国符号学的学科话语权缺失，是构建中国自主符号学理论的必要性所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符号学界领军人物西比奥克在《符号学领域》一书中，介绍了包括日本、苏联、印度等国在内的27个国家的符号学研究状况，却完全没有提到中国。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符号学研究不仅远远滞后于欧美等传统符号学理论强国，甚至也落后于同在亚洲的日本、印度等国。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与20世纪80年代西方现代符号学理论的大规模译介和接受有关。在这一过程中，诸多中国符号学者一度把西方符号学理论奉为圭臬，从而使中国的符号学理论研究既无理论的独创性，也未彰显中国的民族特色。因而，打破西方符号学理论宰制，构建中国特色的自主符号学理论体系，已成为中国符号学界不得不直面的紧迫议题。

　　二是中国现代符号学的学科发端独立性，是构建中国自主符号学理论的科学性保障。20世纪初，西方现代符号学者索绪尔和皮尔斯，分别提出了基于语言学和逻辑学的符号学理论，构建了西方现代符号学理论体系。大约也在同一时期，中国现代语言学先驱，被誉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的赵元任也对符号学进行了科学性研究，并首次提出了中文的“符号学”概念。根据国内符号学者赵毅衡考证，赵元任对符号学的学科探索，是独立于索绪尔、皮尔斯等西方符号学先驱的。因而，构建具有现代性特质的中国自主符号学理论，是有科学性的中国理论源头可依的。

　　三是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传统，蕴含着丰富而富有特色的符号学思想，为构建中国自主符号学理论提供了思想资源支撑。先秦的易学、儒学、道家学说，两汉的谶纬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心学，民国时期学者对唯识学的发扬与改造等，都包含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符号学思想资源。深入挖掘和梳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符号学思想，推动这些优秀思想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不仅是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必由之举，也是构建中国自主符号学理论的思想保障。

　　构建中国自主符号学理论要坚持以中国理论逻辑为主体

　　从现实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资源是不足以单独支撑建立一个自主的符号学理论体系的，现代符号学理论是现代性的产物，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的符号学思想资源，散落在各种文化与理论中，对这些思想资源进行学理化、体系化构建，离不开对西方成熟理论的借鉴。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那样：“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如果不加分析把国外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奉为圭臬，一切以此为准绳，那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因此，这种借鉴的前提是必须保证理论的中国自主性和本土化，即在建构中国自主符号学理论过程中，我们所构建的理论必须要体现中国的理论风格，要彰显中华文明独特的思维观念、文化气质。此外，以中国理论逻辑为主体，要求我们在中国自主符号理论构建中要始终坚持“融通”原则。在具体实践中，这一原则体现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首先，中国自主符号学理论的构建是一个古今融合的过程。中国独特的农耕文化和儒家文化，孕育了异质于西方海洋文明的文化传统，形成了根植于中国大地的文化观念和思维习惯。因此，构建中国自主符号学理论的重要任务就是运用现代符号学方法，对这一观念和思维所彰显的文化，进行深入的学理化总结以及系统化阐释。

　　其次，中国自主符号学理论的构建也是一个“洋为中用”的过程。构建中国自主符号学理论，并不是不加分析地排斥西方符号学理论，而是需要在“洋为中用”的原则下以开放性和建设性姿态，简择性接纳西方符号理论中的优秀成果。实际上，西方符号学理论已经发展出一套完备而成熟的符号学方法论和学科术语，这恰恰是中国符号学研究中所欠缺的。对于这些优秀的成果，中国符号学者应该积极借鉴和运用，以此来保证中国自主符号学理论构建的学理性和科学性。但在采用这些知识和方法时，又必须坚持以中华文明内生性的思维为理论主体，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保证“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构建中国自主符号理论要坚持理论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永恒主题，也是社会发展、实践深化、历史前进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要求。构建中国特色符号理论必然离不开对理论的创新，对理论的开拓和创新是中国符号学理论摆脱跟在西方理论后面亦步亦趋面貌的主要手段。

　　符号学理论创新可大可小，从符号学理论维度看，理论创新可以是对符号学理论中新规律的发现，可以是提出一种新的符号学主张，可以是对符号学分析对象的创新，也可以是方法论上的创新。从可操作性看，中国符号学的理论创新的最大增量在于研究对象的创新。因为，中国符号学理论要具有话语竞争力，就需要回到民族性上，回到中国传统文化论域，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符号学资源的梳理和现代性阐释，以开拓现代符号学研究视野，填补现代符号学研究缺项。

　　实际上，将东方学术传统，特别是将中国学术传统融入现代符号学，已成为近年来中国符号学者关注的重点，并已开展了一些有益尝试。其中，既有试图从中国古代体系化哲学资源中，构建具有东方理论底色和思维特征的原创性理论、观点、方法论的探索，也有通过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入挖掘，将“中国事物”纳入符号应用分析的符号学门类研究。这些研究，在理论和视野上拓展了符号研究疆域，也彰显了中国知识体系在世界文明互动中的作用。